允许美好自然发生

这个社会到处是精致的聪明人，明白人很少。 

社会整体素质随时间提升是必然规律，聪明人知道美好会自然发生，但明白人才知道，总得有人做，美好才会发生。而有行动力、有能力做的明白人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要深究到文化层面。

  一，强弱无关人数多少，只关乎谁代言客观规律 

聪明人看似聪明、实则吃现成的态度，透着的是一种“等、靠、要”的弱势文化属性。即便向往美好生活，在促成美好发生的进程中，他们从没想过自己成为其中的一股力量。 

回顾历史，所谓社会主义救中国，实则是强势文化救中国，是强势文化救弱势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站出来代表穷苦大众的利益、拖拽着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压迫中却不明白为什么被压迫、不知道怎么摆脱压迫的大众，走出了旧中国的泥沼。 

以同理看当今，中国宣告消除千年绝对贫困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际上是体现了在弱势群体力所不能的情况下由强势群体提挈弱势群体的有效性。

 强势文化为优，弱势文化为劣，不仅仅因为历史证明了强势文化的强力作用，还在于事实从根本上指出了什么是客观规律。 

一种文化是否具备优越性不在于积淀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在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的进程中，中华文化过去5000年历史虽然璀璨，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封建朝代，只能被视为弯路。直到近100年，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符合中华文化进入近现代后想要蓬勃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并发展至今的新中国，甚至符合几百年前卢梭口中描绘的“幸福、安宁的共和国”的样子。虽然对面阵营没有发展成“幸福、安宁”的样子恰恰是因为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主义，已经被证明不能总是经得住历史考验，但任一种主义都可谓被对应阵营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选择的强势文化。可想而知，强势文化引领一个国家的发展这一规律，普适各国。

同时，众所周知，在观念上先进的共产党起初人数极少，但以星星之火最终燎原。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强弱无关人数多少，只关乎谁代言客观规律。

 二，发展有前瞻性，文化没有完整性

中华文化的发展在过去和未来长期将持续伴随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优化和再发展，“取好”与“去坏”的主体必然是强势文化。虽然好与坏是完全对立的两极，但强与弱是相对的两种状态。一种强势文化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能代表社会发展需要，但在下一历史时期如果不迭代变通，则可能由好变坏，与当下更强势的文化相比成了弱势文化。 

一种强势文化要想穿越时间长河留存，必须相比所处的每一个上一时期在继承中有发展，但慢慢地可能与起初相比面目全非。这显然与“忒休斯之船”类似，但变中有不变，即船本身仍发挥船的作用，作为一条船被需要。 

文化发展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基于不断的判断，但判断的标准不变，即不执着守旧也不力求唯新，以更符合实际情况、更适应当下条件、更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准。 

所以，真正的强势文化，是实事求是这一客观规律。 

实事求是决定了文化需要适应性，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前瞻性，但“瞻”的其实不是前，而是当下的社会需要。在社会需要变化时，新时期的强势文化并不一定要继承上一时期什么，也不能一味推翻过去，而是以当下的需要为准。不为新而新，也不为续而续。需要注意的是，在迭代中即便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在扬弃后一定不可能保留完整性。

因此，分析问题不能完全基于过去的经验，也不一定需要太长远的眼光，更不一定需要所谓的全局观。事物发展本就由量变到质变，当下的各种迹象和可供获取的各项条件已经为作出判断提供充足的依据。 

回归到提升社会整体素质这一课题上，大众意愿不强烈、行动力不足的现状不能否定社会对其的需求。大众正处在“泥沼”中，恰恰需要强势文化来点醒并拯救。有强，就有弱在其中、在其周围，甚至往往人数更多。大众人数之“众”在当下“提素”需求量变的阶段恰恰反应其弱势地位。 

三，社会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你不得不指出问题的时候，正是问题最严重的时候。同理，当你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道德最沦丧的时候。当下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最”的地步，我国的国民素质保持进步态势，即便进展缓慢，但以世界领先水准作对比也不能称之为沦丧，进步至世界领先水准只是时间问题，但引领这一进程的必是强势文化。 

既然规律如此，我们就不必苛求人人为社会发展做出所谓奉献，大众成为依赖强势文化的弱势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已经是其道德水平的上限。但是，强势文化群体应该自持更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弱者只有“等、靠、要”，但强者有选择，因此社会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 

强势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它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让强势群体代言强势道德。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强势道德的自持应该是出于社会的需要而自我觉悟的，而不是从宗教而来、受来世引导，因为如果人的行为是宗教的需要，那么其贡献的价值体现的是宗教的价值。 如果社会将道德的价值锁定在宗教范畴，个人道德就没有了价值空间。有信仰者有道德、无信仰者无道德，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所以，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强势文化最好的理论护航，本也是“提素”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同时，这种对强势道德的自持不应该是出于法律的要求，而应该是自愿自发的。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只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层面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强势文化群体的觉悟解决。在思想上觉悟强势文化的人对于自身掌握的资源有更高效、更广泛的应用，作为强势文化群体的一员能真正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 

至于强势文化群体如何觉悟，历史已经提供了诸多案例。一如强势文化萌芽时在人数上弱小，先看到客观规律的人起初可能孤立无援。如南丁格尔等青史留名者，起初都是困难重重，但倾毕生之力终能打破陈规。

即，先觉悟者先奉献。

所以，我们允许美好自然发生，但力争让美好在自己手上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