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素热点评论】2020年9月25日北京地铁13号线霍营站一男子心脏骤停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的消息，引发医疗界和舆论场上关于公共场所配置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强烈呼声，和对北京地铁拒绝AED的追讨和谴责。
北青的新闻报道说，“对于死因为猝死，家属表示无异议。”其实我是有异议的。
微博@急诊夜鹰
按照急诊夜鹰、观察者网等的盘点，北京地铁确实存在“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因嫌麻烦、撇清施救责任的问题。但需要补充的一个细节是：
2020年6月30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
推进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设施设备配置。推动本市火车站、地铁站、交通枢纽、长途客运站、公园、景区、大型商场、体育场馆、社区等公共场所按标准配置AED等急救设施设备，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主动配置急救设施设备。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6月30日就发布的《方案》，在3个月后，北京地铁作为曾经发生不止一次乘客抢救无效死亡案例的运营单位，作为被起诉过并辩称过“毕竟我们不是医疗单位”的公共场所，目前所有站内仍然均未配备AED，“锅”是北京地铁的，责任无可推卸，而且代价是鲜活的生命，追责的程度多深都不为过。但值得思考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北京地铁的“锅”，手柄在“上面”
《方案》中明确，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牵头，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应急局、市广电局、市园林绿化局、市科协、团市委、市妇联、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各区政府参与。
简言之，文件规定，推进配置AED是由卫健委、红十字会牵头，其余单位参与（配合）。按照此次疫情前卫健委的积极作为，根据报道中红十字会隔空喊话央求北京地铁接受捐赠的情况，牵头单位的积极主动做到位了，那么问题就在参与方了吗？
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谁来具体推动呢，现在没有明确。”他认为，虽然政府把AED普及的任务交给卫健委，但卫健委只有提出专业标准的权力，没有对其他部门进行管理的权力，也没有处罚不合规现象的权力。
由此可见，问题在于：没有抓手。
诚然，《方案》并没有明确AED的推进时间表，只提到到2022年，全市急救站点达到465个，其中2021年底前至少完成总任务量的70%。即便明确提出“今年年内完成AED在北京地铁的配置”这样的要求，9月25日事件发生时今年也仍然剩余3个月时间有余。
但就如报道提及的，北京地铁截止目前是所有站内均未配备AED，而且北京地铁陷入类似的风波已经不是第一次。也就是说，因为北京地铁的不作为，永远离开的鲜活的生命不止一条。而这样一个生命，可能是人夫/人父/人子，或人妻/人母/人女。
没有抓手，就没有违法成本
曾在2018年携带AED走上全国两会委员通道的敖虎山有如下发言：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北京）地铁到现在还不装（AED）。实际上我们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也专门和北京地铁联系过，为他们专门做心肺复苏培训，可总是得不到很好的反馈。那么大的人流量，如果工作人员包括实习生、志愿者接受了心肺复苏术培训，患者出现心脏骤停后，可以在第一时间将其救过来。可到现在为止，（他们）没这样做，除颤器（AED）也没有，我几问北京地铁领导，你们在想什么？！”
北京地铁固然存在不作为的问题，但根据此前2019年3月份，29岁的张先生在地铁昌平线昌平东关站内倒地猝死一案的判罚， 法院的判决指出，地铁站未配备AED，不存在违法过错。
在生命面前，不违法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出台了《方案》，未来在两会委员的推动下，法律也一定会更健全，让不作为划归到违法的范畴。但问题是，法律如果没有抓手，违法就将没有成本。
近年来拐卖儿童等各类刑事案件判罚过轻的情况，让“违法成本过低”的说法深入人心。殊不知，很多违纪违法的情况，甚至因为没有抓手，而约等于没有违法成本。
如陈志所说，没有对其他部门进行管理的权力，也没有处罚不合规现象的权力，牵头的单位就无法推进AED的普及。
对于AED“普及难”的问题，《北京商报》援引AED销售者分析称，“很多地方都是怕麻烦”。对于很多企业来说，AED的投入只是第一步，每年的设备维护及相应的AED配套培训、急救团队构建、安全政策制定都是摆在面前的“坎”。
打消这样的畏难情绪，需要的是抓手——有效的监督机制、明确的惩罚条件、足够的惩罚力度。
少做少错，做了就可以？
北京地铁的“少做少错”已经因为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去（如此大的代价）被摆上台面进行讨伐，但“做了就可以”的问题何时解决？
有哪些东西因为“做了就可以”而如一纸空文？
在提素专注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2019年10月24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5号），定于2020年4月1日起施行。
其中明确规定，乘客在车厢内饮食、大声公放、逃票、从事营销活动等行为并不听劝阻，将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上升到个人信用的级别，看似已经足够重视，但实际上，《办法》对于如何监管、处理、惩罚违法规范的行为没有有效措施。谁来劝阻？能不能罚款？如何确定身份从而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均没有明确。
类似，其实有很多《办法》、《规定》等旨在提升文明程度的文件，包括各省市近年来纷纷出台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均在处罚的环节提到处罚，但不明确处罚的执行方、处罚的力度等关键因素。
且不说以往在相关问题上处罚力度过小起不到处罚的作用，如今的相关规定甚至不明确谁来处罚、处罚多少。这就等于没有处罚，相当于做了，但是不管做没做好，但其实内心知道不会好。
AED的推进问题同理，明确牵头单位，但不给牵头单位权利，不确定时间表，不确定惩罚措施，相当于不推进，这就是没有抓手的表现。
抓手科技化可能是唯一出路
政策的执行几乎没有例外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动作变形、效果打折，但如果政策的制定本身就缺乏抓手，则没有效果可言研。
AED的推进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当然不能急在一时，毕竟即便是AED设置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也花了10几年时间。
但是，作为全世界范围内在科技领域堪称领头羊的国家，我们国家利用科技的助力，借鉴日本的实践，可以加速实现这一成果。
例如，日本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AED查询系统。虽然高密度的AED配置标准是步行10分钟内可达，但查询系统的意义本身在于可以查询并监督AED的配置，并有利于后期维护。
提素一直倡导“科技提素”，利用科技的手段助力行政管理。实际上，科技可以助力的领域数不胜数。未来至少30年，中国的发展主脉在科技，科技就像当年电被发明出来一样， 正处在高速增长、拓展应用场景的阶段。希望“上面”增强对科技的感知，在政策制定环节就加入科技化的推进手段、可视化的监督机制和自动化的惩罚手段，不再以生命为代价，推进本可以推进得更快的东。
在舆论场上发声